老北京经典文化之——北京胡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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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名称的由来

      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北京城区比解放初扩大三倍多。新建各类房屋面积,相当于建了10个旧北京城。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街巷名称的约4000多个。
为保护古都风貌,维护传统特色,北京城区划定了二十余条胡同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像南锣鼓巷、西四北一条至八条等就被定为四合院平房保护区。

     自元大都以来形成的老北京胡同成棋盘式格局。胡同的形成和发展,在其名称上也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并反映出社会风情。
"胡同"即小街巷,在上海(南方)称"弄"。明代以后被官方规范为"胡同"。过去一般认为"胡同"是蒙古语城镇的音译或是蒙古语"水井"的借词,因为凡有居民聚落处必有水源(井),北京城区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区由来以久。最近《北京晚报》又刊登了新的考证文章,认为"胡同"不是蒙古语"水井"的借词,是汉语。
每条胡同一形成,人们自然会给它起个名,这个名称一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叫开了,就确确实实地代表了这条胡同在整个城市中的方位,成为人们交往、通信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标志。这是胡同名称的实用指代作用。

     由于胡同名称从元朝开始形成胡同起,一直都只是靠人们口头相传,至于用文字写在标牌上挂在胡同口上,只是民国后才有的。
北京的胡同虽然看起包罗万象,既有河湖海(大江胡同、河泊厂胡同、团结湖、海滨胡同)、山川日月(图样山胡同、川店胡同、回升胡同、月光胡同)、人物姓氏(张自忠路、贾家胡同)、市场商品(菜市口胡同、银碗胡同)、工厂作坊(打磨厂、油漆作胡同)、花草鱼虫(花枝胡同、草园胡同、金鱼胡同、养蜂夹道)、云雨星空(云居胡同、雨儿胡同、大星胡同、空厂)、鸡鸭鱼肉(鸡爪胡同、鸭子店、鲜鱼口、肉市街)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看着眼花缘乱,但如果认真分析,还是有其自个儿内在的规律的。
多以衙署官方机构、宫坛寺庙、仓库作坊,桥梁、河道、集市贸易、商品器物、人物姓氏、景物民情等决定胡同、街巷的名称,其中许多沿用至今。

1.以形象标志来命名
因而好多胡同都是以一个较明显的形象标志来命名的,这也表现出北京人的实在、直爽和风趣,象较宽的胡同,人们顺嘴就叫成了“宽街”、窄的就叫“夹道”、斜的就叫“斜街”、曲折的叫“八道湾”、长方形的称“盒子”、短的有“一尺大街”、低洼的有“下洼子”、细长的叫“竹杆”、扁长的称“扁担”、一头细一头粗的叫“小喇叭”等等。
还有以特殊标志命名的胡同,如堂子胡同、石虎胡同、柏树胡同(今百顺胡同)、铁狮胡同等。此外,还有以当地特点或形状命名的胡同,如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

2、以地名命名
早年间,最显眼、最突出的标志就要数城门、庙宇、牌楼、栅栏、水井、河流、桥梁厂,所以就出现了以此命名的西直门内、外大街、前、后圆恩寺胡同、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大栅栏(老北京人读成:大市腊)、水井胡同、三里河、银锭桥胡同等胡同名称。

3、树木植物
有的小胡同附近没有这些特别显眼的标志,胡同中种的树多,就有了柳树胡同,枣林胡同、椿树胡同等以树命名的胡同。

4、方位
许多胡同在起名时为了好找,还在胡同名称前加上了东、西、南、北、前、后、中等方位词,象东坛根胡同、西红门胡同、南月牙儿胡同、北半壁胡同、前百户胡同、后泥洼胡同、中帽胡同等。

5、北京的土语
因为胡同名称是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自发起的,所以有不少北京的土语在里边,象背阴儿胡同、取灯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答帚胡同、胰子胡同、嘎嘎胡同等。
还有不少胡同带有儿音,更显得京味儿十足,象罗儿胡同、鸦儿胡同、雨儿胡同、上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等。

6、吉祥话
有些胡同名称还能表露出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总乐意用一些吉利的字儿来给胡同起名。象带有什么“喜”啊、“福”啊、“寿”啊等字眼的胡同就有喜庆胡同、喜鹊胡同、福顺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寿逾百胡同等等。还有带着“平”啊、“安”啊、“吉”啊、“祥”啊字眼的平安胡同、安福胡同、吉市口胡同、永祥胡同等等。
还有富于浪漫色彩的胡同名称,如百花深处、杏花天等,也有可笑的狗尾巴(老北京人读作“狗乙巴”)、羊尾巴烊乙巴)胡同等等。

7、以衙署官方机构命名的胡同
如禄米仓、惜薪司、西什库、按院胡同、府学胡同、贡院胡同、兵马司等,以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官衔命名的胡同如永康侯胡同、武定侯胡同、三保老爹胡同(三保太监郑和故居今名三不老胡同),吴良大人胡同等。

8、以市场贸易命名的胡同
如鲜鱼口、骡马市、缸瓦市、羊市、猪市、米市、煤市、珠宝市……

9、以寺庙命名的有隆福寺街、大佛寺街、宝禅寺街、护国寺街、正觉寺胡同、观音寺胡同、方居寺胡同等。

10、以手工业工人和一般居民姓名命名的胡同有砂锅刘胡同(今大沙果胡同)、汪纸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骟马张胡同(今栓马胡同)、孟端胡同、刘汉胡同(今刘海胡同)、安成家胡同(今安成胡同)。

11、胡同与人名
  北京的胡同,名字很有讲究,是我们研究明清社会的参考资料。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后,他的功臣大都居住在北京,不少胡同以此得名。
如永康侯徐忠住宅所在的胡同就叫永康侯胡同,即今天北城的永康胡同。武安侯郑亨住宅所在的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后来错叫武王侯胡同,即今天的西四北八条。
明初大将军徐达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的长女嫁给了当时的燕王朱棣。朱棣攻打南京时,徐达第四子增寿为朱棣通风报信,被建文帝杀掉。朱棣进南京后抚尸痛哭,他即位后就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不久又封定国公,定国公徐氏居住的街巷就叫定府大街,也就是今天北城的定阜街。
至于今天的三不老胡同是三保太监郑和故居所在地。郑和人称三保老爹,他居住的胡同叫三保老爹胡同,后来讹称为三不老胡同。东城的无量大人胡同,即今天的红星胡同,是吴良大人胡同的误称。吴良是明太祖手下大将。
  明朝中叶以后商业经济发达起来,当时有些个体劳动者也以他们出色的劳动为他们居住的胡同留下了名字。如明朝南城有个姓唐的洗布帛的劳动者,他们居住的胡同就叫唐洗白街,即今天崇文区的唐洗泊街。
宣武区有条粉房琉璃街,那是粉房刘家街的误称。东城有个姓姚的手工业劳动者,铸锅铸得好,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铸锅胡同,后来被讹称为尧治国胡同,就是今天北京站西街附近的治国胡同。
北城有个豆腐陈胡同,后来讹称豆腐池胡同。明朝还有个特点,当时制作祭祀用的纸马铺很多,这反映了明朝宗教活动盛行。胡同名字中就有汪纸马胡同、何纸马胡同,今天都已讹称为汪芝麻胡同、黑芝麻胡同了。
北京的胡同名称,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有的胡同直接以人名来命名。也有不少胡同虽没以人名来命名,但其中却有名人故居,像米市胡同里有康有为故居、北半截胡同中有谭嗣同故居、珠朝街有孙中山先生到过的中山会馆、小杨家胡同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护国寺街有梅兰芳故居,后圆恩寺胡同有茅盾故居、西四北三条有程砚秋故居等等。而其它各类胡同名称虽不是直接以人名来命名的,但也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关系。
象文丞相胡同、张自忠路、赵登禹路等胡同的名称都是人们为了纪念民族英雄而命名的,从而明显表达了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敬慕。这就说明胡同的名称绝不仅仅只有实用的指代作用,还具有美学功能和人文倾向。


8、胡同名字的变化    
有的胡同名称从元朝一直叫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变化,像砖塔胡同就是一例。
从明朝叫到如今没有什么大大变化的还有门楼胡同、罗儿胡同、翠花胡同、绒线胡同、头发胡同、松树胡同、史家胡同、灯草胡同等三十多条。可许多胡同的名称却随着改朝换代,而一再变更着,最多的一条胡同竟会有五、六个曾用名。
象现在宣武门的菜市口胡同,明朝时本叫绳匠胡同,清朝乾隆年间讹传为神仙胡同了,后又讹传为丞相胡同。

    也有些胡同名称,本来取得比较粗俗,后来一点点逐渐改文雅了,如驴市胡同改成了礼士胡同、猴尾巴胡同改成了侯位胡同、鸡爪胡同改成了吉兆胡同、瘦肉胡同改成了寿刘胡同、屎壳郎胡同改成了时刻亮胡同、臭皮胡同改成了寿比胡同、牛血胡同改成了留学胡同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以意思好的同音字,取代了不好听的字。属谐音转换,而且叫起来与原音又差不多,胡同里的人们都乐意接受,因而就能流传开来。

    但如果未经广大群众认可,强加给人们的,就不会叫响。如文化大革命时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把一些带有明显标语口号式的字眼强安在胡同名称上,象把戴家胡同改名为红哨兵胡同、将北豆芽胡同改名为红小兵胡同、将豆角胡同改名为红到底胡同、把珠市口西大街改名为红卫东路等等,结果只叫了一时,很快就消逝了。
这就说明胡同名称也并不是谁随随便便就能给改了的。可也有些胡同名称,其历史沿革的关系意义实际上已经失去,如琉璃厂已不再烧琉璃瓦而变成书业文物集中的文化街、煤市街也已不卖煤、菜市口已不卖菜、米市胡同已找不到米市了、鸦鸽市也已不见鸿鸽了,但其旧名称却一直到如今还在这么叫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与人们日常生活还是密切相关的。


[ 本帖最后由 peixin128 于 2007-1-19 11:03 编辑 ]

我也来说两句 查看全部评论 相关评论

  • peixin128 (2007-1-19 11:05:11)

    闲话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胡同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因为提出了新观点,所以今天再把旧话重说说。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义达里胡同——有垂花门的郎贝勒府,据说婉荣曾住于此。
  • peixin128 (2007-1-19 11:06:59)

    北京胡同

    为了宜于通行和采光,元代规划的城区胡同宽度约为9.24米,
    由于两旁房舍低矮,即使在冬季,只要是晴和的日子,
    胡同里便充满阳光。
  • peixin128 (2007-1-19 11:07:48)

    元明两代的教坊 ——记历史上北京市东城区演乐胡同等三条胡同
      北京市东城区有三条紧邻的胡同,它们是演乐胡同、本司胡同、内务部街。翻开历史,这里是元明两代的文化中心,当时管理演出排练的机构——教坊就设在这里。
      教坊作为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远自唐代就有了。元朝的教坊设在东皇华坊,从地图上查对,它正是明朝黄华坊的地方。明嘉靖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黄华坊地区已经有了勾栏胡同(今内务部街)、东院、演乐胡同等与演出有关的地名,可以说明今日演乐胡同一带就是元、明两代教坊的所在地。教坊设在本司胡同。勾栏胡同是它的演出场所,演乐胡同则是排练节目的地方。
      元代杂剧繁盛,作为元代政治中心的元大都,文化也非常繁荣,具体表现那就是东城教坊的崛起。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个情况。《坚瓠集》记载:“齐亚秀者,京师名倡,常侍长陵宴,出语人曰,‘知音天子也’。每唱到关目处,即为有举卮。”
      这是明初的情况。齐亚秀,从名字上看,她是元朝教坊旧人,《青楼集》中记载凡是元朝的伎女,名字都带个“秀”字。明成祖不仅精通武韬战略,也有很深的文学艺术修养,他自己动手编写剧本,而且有较高的欣赏评论能力。明初,他召集元末教坊旧人入宫演出,每唱到精彩的地方,就举杯满饮,表示喝彩。难怪齐亚秀演唱完后出宫对人说:“这真是个知音天子。”这个故事说明明初帝王重视歌乐演出,它渊源于元代灿烂的文化生活,其发源地就是东城区演乐胡同一带的教坊。
      《坚瓠集》称齐亚秀为“倡”,当然是指“乐人”而言,不是指妓女的“娼”,唐宋以来的教坊不是妓院性质。齐亚秀能到皇帝面前演唱,足以说明她是个技艺高超的艺人。
      成祖之后,明朝的几个皇帝都喜欢杂剧,演剧之风一直很盛。《竹轩杂录》载:“成化(明宪宗年号)三年,教坊司只存乐户八百余,不敷应用,乃行文山(西)、陕(西)各布政署,选收乐户应役。”
      八百户乐户尚嫌不够,还要从远方征役,可见当时教坊的文艺活动是多么活跃呀!教坊的衰落应该从明武宗时大批艺人应召入宫说起。武宗是明朝以荒淫无耻著称的皇帝,他嫌艺人入宫演出不方便,索性让他们住在宫内长期演出,男性演员都施以宫刑。这样教坊就衰落下来了。《书影》记载天启年间人们访问武宗时代遗留下来的杂剧演员梁三姑的情况,可以看出教坊衰落的情况。
      苏武子曰:“武宗时,东院梁氏,弹筝独妙,家世善声,备供奉。天启甲子(四年)二月中,予同刘君过之,则已无弹筝者矣。刘少时,以豪闻局中,比入梁氏,记忆庭经,慨然当时。居有间,问其家三姑善筝者,下世今几年。一环应声曰:‘客何从知予家三姑也,今九十余,尚能饭。然二三十年来,内廷静慑,教坊、乐部皆湮废。时好新声,三姑筝尘久矣。每家人小集,风月闲好,姑悲来,或一弹。促节哀音,听者失悦。’刘因请见三姑,冀弹数柱。辞再四,则列幛座右,为奏一曲。洪往舒归,鲸骇鸾续,更时时闻折柱状。已若风雾烟雨,其泠泠也。座客听者,悄然气叹云。”
      这是一段天启年间回忆正德时候情况的回忆录,既生动地说明了梁三姑弹技之妙,也正确地说明了教坊是在武宗时期衰落下去的。
      教坊的衰落导致了它后来同妓院的结合。明初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把反对他的建文帝的忠臣齐泰、黄子澄、铁铉等人的妻女送到教坊司充当军妓,供军人轮番蹂躏,这是一种极其野蛮的行为。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尽管有人提出铁铉妻女以死殉,这段史料有出入,但鲁迅坚信有当时奏文和皇帝的批示为证,这段史料是真实的(见《病后杂谈之余》)。
      明成祖的这一行动使得当时教坊具有了妓院的性质,但看来明初只是一部分教坊是这样的,其他教坊仍是排练演出的机构,明成祖亲自听取齐亚秀的演唱就说明了教坊的性质。
      到武宗时教坊衰落,优秀的艺人应召入宫了,散落在外的艺人逐渐和邻近的妓院合流,这时演乐胡同一带就逐渐成为妓院的集中场所。嘉靖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在演乐胡同附近已经有了以暗娼名字命名的宋姑娘胡同、粉子(妓女又称粉头)胡同等地名,可以说明这个变化。
      万历时这一带有名的妓女是薛素素,胡应麟著《甲乙剩言》记载她“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又善驰马挟弹,能以两弹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又置一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后,右手从背上反引其弓,以击地下之弹,百不失一也。”薛素素能表演精湛的杂技,这的确是教坊的特点,唐代教坊伎人差不多都能表演走索、扛竿等难度很大的技术。万历离正德不远,那时的妓女无疑还带有教坊的特色。
      薛素素后来嫁给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为妾。她藏有一方端砚,砚盒底有小楷书款“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盒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肖像,出于仇十洲之女仇珠的手笔。这方砚台后来落入一个珍藏者手中,他在砚边刻隶书小字“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这就是《红楼梦》有名的评论家,脂砚斋命名的理由就在于这一方砚。这方砚后来又落入端方手中,最后转辗地归近代收藏家张伯驹所有。
      岁月流逝,当年的教坊、妓院都已成为历史遗迹,但演乐胡同等三条胡同自然保留下来,成为首都东城居民的居住区域,在北京,每寸土地都有斑驳的历史可以查考,只要您去研究它,就能增强对社会主义首都的无限热爱。                    1993年7月
  • peixin128 (2007-1-19 11:09:55)

    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是老字号城遗留下来的一个地理名词。它的具体位置在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以南一片地区,娼寮丛处,所谓 "八大埠"是也。

    旧时那里是被侮辱的妇女含泪卖笑的地方,是官僚政客、公子王孙的销金窟。高阳的小说《八大胡同》就是 以此为背景写出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的。从前北京的妓院分多 少等,一二等为高级妓院,又叫"堂"和"大地方"。"八大胡 同"头等和二等妓院较为集中,每家门前有块小金字招牌,上 书堂名如"春福堂"、"盛安堂"或者再加上姓氏于堂名之下。

      然而"八大胡同"究竟是哪八条胡同!恐怕说不全的居多。 八大胡同又名"八埠",是哪八条历来说法不一。确切地说,应 该是指:石头胡同、陕西巷、王广福斜街、韩家潭、胭脂胡同、 百顺胡同、皮条营、纱帽胡同。

      在中国文化里历来有用数字表示人、物、景等的习惯。比如在人的方面有"八仙"、"扬州八怪"、"天桥八大怪"、"唐宋 八大家"。物的方面有"八旗"、"八家铁帽子王府"、北京商业 中的"八大祥"。景的方面多了,"燕京八景"、"杭州八景"、 "西安八景",过去全国市县差不多都有"八景"。其实,"八"字 在这里是个虚数,只是表示其多,真正计算起来岂止"八"呢?

    以"八旗"为例,"八旗"有"正"和"镶"之别,还有满、蒙、 汉等族八旗之别,远不止"八"了。"八大胡同"也是如此。我 所说的大条胡同只是主要的胡同而已,但不限于八条。在这方 面《顺天时报丛谈》一书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透彻,是这样写的: "……八大埠者,如王广福斜街、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 潭、朱茅胡同、朱家胡同、胭脂胡同、燕家胡同、柏兴胡同、留 守卫、小李纱帽胡同、火神庙、青风巷等,是以数计之,实不 止八,且在煤市街迄东尚有王皮胡同(俗谓之王八胡同、蔡家 胡同两处,虽为少下等级之娼寮,然均俗所谓之大街北之娱乐 处所,此盖以西珠市口大街为径,用以区别雅俗耳。

    由王广福斜街迄西,大半为少有声色之小班,其东则多为二三等茶室下 处,至该处地名如火神庙本名街,现庙已败陋而名犹存。留守 卫则辽金时之禁兵营卫故址,至今仍红楼碧户,舞扇歌衫,未 可谓非该地之佳运。

       "八大胡同"早已成为北京历史的陈迹,如今变成普通的居 民住宅区,若要仔细寻觅,尚能依稀辨出昔日的格局风貌来。


    民初北京名妓赛金花

      
    赛金花与参议员江西民政厅长魏斯炅在上海结婚(1918年)


    民初北京的名妓香国痴人


    民初北京名妓女凤仙


    民国初年北京名妓凤仙、小桂合影


    民国初年的高级妓女


    晚清“清吟小班”中的姐妹


    民初北京妓女李苹香


    民国时期的妓女与嫖客合奏一曲


    民初北京汉族无名妓女


    清末上海十大名妓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称,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以西。“八大”是虚指,该地区至少有十五条胡同属于老北京的“红灯区”。公认的八大胡同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名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名大力胡同、小力胡同)。八大胡同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定地名。过去男人说去八大胡同,意识是告诉你他要“做什么”而不是“去哪里”。
      清末民初的八大胡同有两个概念,从隘义上说,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因为中国人爱将同类事物归类然后说个大概数,如天桥八大怪、唐宋八大家、八大祥、燕京八景。其实,“八”字在这里是个虚数,只是表示其多。这八条胡同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

    [ 本帖最后由 peixin128 于 2007-1-19 12:47 编辑 ]
  • peixin128 (2007-1-19 11:11:09)

    石大人胡同
    位居东城繁华地段的外交部街原名石大人胡同,因胡同内有明代权臣石亨的赐第而得名。石亨府第建于公元1456年,占据胡同北侧四分之一地段。清末,这座几易其主的豪宅被改建为迎宾馆。1912年8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来京时曾下榻于此。1913年外交部迁入,胡同易名外交部街。
  • peixin128 (2007-1-19 11:12:07)

    胡同之最
    最长的胡同     东交民巷,全长3公里
    最短的胡同     一尺大街,仅长25·23米
    最宽的胡同     灵境胡同,最宽处32·18米
    最短的胡同     小喇叭口胡同,北口不足0·6米
    拐弯最多的胡同   九湾胡同
    最古老的胡同    元朝就有的砖塔胡同
    仅存的过街楼    儒福里的观音院过街楼

    北京城的胡同虽说大多数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走向的,但也有斜街。
    北京最长的一条斜街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的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由此接下去继续往南至复兴门内大街,佟麟阁路再以此往南接到宣武门西大街。一条原本是北京城西部重要水道的街连起了北京最长的一条斜街。
    最长的胡同要数东、西交民巷了。这条胡同与长安街平行,在长安街南面,东西走向,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北新华街。它仅比从东单到西单实际长八里的长安街短一点五里。
    与最长、最宽相反的就该是最短、最窄的街巷胡同了。在琉璃厂东街东口的东南,桐梓胡同东口至樱桃胡同北口一段,原来叫一尺大街,不过才十来米长,东西走向。现今已并入到杨梅竹斜街。

    历代胡同知多少
    北京城到底有多少条胡同呢?是不是像“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北京的胡同形成于元朝,明、清以后又不断发展,元朝北京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通。”也就是说共有街巷胡同四百一十三条,其中有二十九条直接称胡同,而那三百八十四条火巷,其实也是广义上的胡同。
    从明北京城复原图上数,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六百二十九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三百五十七条,并有三十多条胡同历经清朝、民国时期一直不走样地叫到现今。
    而明朝人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记载,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一千一百七十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四百五十九条。 清朝北京的胡同比明朝又有所发展。一数清朝朱一新老先生所写的《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所列的当时北京街巷胡同名才知道,清朝时大约已有街巷胡同二千零七十六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九百七十八条之多。
    到了解放前的1944年,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根据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所记,当时北京共有三千二百条胡同。
  • peixin128 (2007-1-19 11:13:41)

    老舍的“小羊圈胡同”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他于1899年2月3日诞生于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按农历算恰是腊月二十三,就是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所以家人给他起了一个喜庆的名字——“庆春”。那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有名的,按中国传统纪年,叫“戊戌”年,“戊戌变法”或是“戊戌政变”就发生在那一年。按农历说,应当是狗年,腊月是在年根儿上,所以姑母又给他起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小名——“小狗尾巴”。
      他的父亲属“正红旗”,是镇守皇城的旗兵,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死于战乱。
      据说他的父亲死得很惨。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弃城仓皇西逃的时候,部分清兵和义和团凭借着土枪大刀还在与侵略军进行艰苦的巷战。这场战斗实力悬殊,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天一位逃亡的士兵在一家粮店里发现了庆春的父亲,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挣扎着想爬回家去,但已经不可能了。他把自己的一双袜子和裤腰带托那名士兵带回家中,报个信儿。从此,庆春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像野狼进了鸡圈,烧杀淫掠,没有他们不去的地方,没有他们不抢的东西。就连小羊圈这样僻静的胡同,也躲不过他们,居然连着来了两遍。母亲索性连街门也不关,护着哥哥姐姐躲在墙根。洋鬼子端着枪闯进门,忠心耿耿的大黄狗扑了上去,被一刺刀捅死。屋子里被翻了个底朝天。等强盗们走了,母亲才发现正在熟睡的庆春被扣在一只空的破衣箱下面。他从洋鬼子的刺刀下面捡回来一条命。
      那时庆春刚一岁半。父亲早亡,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只能靠母亲和姐姐为别人洗衣服做活勉强维持生活。母亲没有奶水,靠往浆子里加一点糕干把他喂大。
      他的童年是在清贫与寂寞中度过的。那窄小狭长的胡同,凸凹不平的肮脏空地,枝干扭曲的老树,灰皮剥落的矮院墙,便构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也造就了他自尊自信、刚毅敏感的个性。对于母亲、对于童年,他自己曾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袜子,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庆春长到9岁了,还不识一个字,因为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做小买卖或是当个学徒,也许是最现实的选择。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善良者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个人的名字叫刘寿绵,庆春称他为“刘大叔”。那天他来串门,极偶然地问起:“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听母亲回答完,他立马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
      第二天,庆春便“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跟着刘大叔迈进了学校的门坎。那是一所私塾,设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座破道士庙里。又黑又冷的大殿里,一块肮脏的黄布遮挡着色彩斑驳的神像,孔老夫子的牌位就摆在供桌上。三十来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面西而坐,对着的西墙上有一块黑板——那倒是与一般私塾稍有不同的地方。然而,给庆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充溢在那庙里的各种气味:刺鼻的大烟味儿,隔壁制糖作坊传过来的糖精味儿,还有厕所茅坑里沤出来的屎尿味儿。所以,这里似乎也可以被称作是“三味书屋”了。老师姓李,是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在刘大叔的指教下,庆春拜了孔圣人和老师,便正式成了这里的学生。“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是庆春启蒙的第一课。
      …… 对于自己在贫穷中度过童年的地方,老舍怀有至死无法割舍的感情,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小羊圈胡同的影子,更有一些作品几乎完全是把小羊圈胡同作为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比如30年代写的小说《小人物自述》、40年代写的小说《四世同堂》、60年代初写的小说《正红旗下》等等。在他的心中与笔下,小羊圈胡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一段历史,一段人生,一种感受,一种挚情。小羊圈胡同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那么深,他就是闭着眼睛也能仔仔细细地说出它的模样儿来。
      在《四世同堂》中,他这样描写童年时生活过的那条胡同:
      ……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个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漂浮着的东西才敢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前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周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倍,这便是葫芦的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   我第一次去寻访小羊圈胡同,是冬末春初的一天,正刮着北京特有的大风。那风恰如老舍所描写的:
      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一会儿,风从高空呼啸而去;一会儿,又擦着地皮袭来,击撞着院墙,呼隆呼隆地乱响,把院中的破纸与干草叶儿刮得不知上哪儿去才好。一阵风过去,大家一起吐一口气,心由高处落回原位。可是,风又来了,使人感到眩晕。天、地,连皇城的红墙与金銮宝殿似乎都在颤抖。太阳失去光芒,北京变成任凭飞沙走石横行无忌的场所。狂风怕日落,大家都盼着那不像样子的太阳及早落下去。傍晚,果然静寂下来。大树的枝条又都直起来,虽然还时时轻摆,可显着轻松高兴……
      如今的小羊圈胡同已改名为小杨家胡同,基本还保持着老舍所描写的样子,尤其是那窄小的“葫芦嘴”,想一下子就找到还真不容易。老舍所说的“西大街”就是现在的新街口大街,沿新扩建的平安大道向北拐,顺路东走不多远就是小杨家胡同口。如果不是墙上钉着的标牌能够提醒人们注意,是很容易错过的。窄小的胡同仅容一人通过,而且走不上几步就会“撞墙”,难怪许多人会以为这是一个死旮旯。其实走到头就会发现可以左拐,可前面又要“撞墙”了!没关系,再大胆走过去,顺着墙角往右拐,再一拐,“忽然眼一明”,看见了一块空地,这大概就是老舍所说的“葫芦的胸”了,再回头看看刚才进来的路,曲曲弯弯,狭窄细长,可不正是“葫芦”的“脖子”嘛!空地右边,也就是胡同的南侧,凹脖儿里的那扇小门,门牌上写着“小杨家胡同8号”,那就是老舍童年时的家了!  
  • peixin128 (2007-1-19 11:16:07)

    赵堂子胡同的朱启钤故居——      北京这座城,经历朝兴衰,世代积淀,像一瓶精酿三千年的美酒,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令人心醉。北京这座城,胡同如织,院落幽深,更如一本厚重的大书,每一页都有无数的故事,让人一辈子都读不完。
      醉心于北京传统文化和摄影的陈光中先生历时三载巡游京城胡同,寻觅先贤足迹,写就了《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书系(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以京城名人故居为切入点,既涉及到京华人物、府邸宅第、坊巷胡同,又事关地方文献、掌故传说,文字间蕴涵了极其浓郁的文化气息,让读者阅读后都会产生很深的感受和亲自探访那些名人故居的愿望。
      以下内容摘自该书。



      近两年去避暑胜地北戴河的旅游的人们会发现,在联峰山南坡的绿树丛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景点,叫“蠖公亭”。“蠖公者,朱启钤先生之雅号”。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无论“蠖公”,还是“朱启钤”,都是十分陌生的名字。然而细读亭中石碑上镌刻的《蠖公亭记》,便可得知,这朱启钤原来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朱启钤,字桂辛,号蠖园,1871年生,贵州开阳人。他19岁的时候,随姨夫、即后来曾任军机大臣的瞿鸿机去四川,开始了他的宦途生涯。朱启钤曾担任过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内城巡警厅厅丞、外城巡警厅厅丞、东三省蒙古事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等职务。民国初期,他在北洋政府中当过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还当过一任代理国务总理。清末民初的时候,有许多事情是十分复杂而又极其微妙的。比如她的姨夫与袁世凯本是政坛宿敌,而袁世凯当政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有意对朱启钤委以重任,因此朱启钤支持袁世凯称帝,还担任了大典筹备处处长。袁世凯死后,朱启钤随即遭到通缉,避往天津,但还应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的邀请为袁世凯修墓。1918年,朱启钤被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次年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1930年的时候,他还被张学良委任为北平市长,也未就任……
      从上面的简单叙述,也许会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似乎是一个在官场沉浮的老政客。但如果进行一番深入了解,便会惊讶地发现,朱启钤竟然是一个专做实事的实干家。他所做过的许多事情,在今天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有趣的是,他当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官,许多职务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他却能干出许多花样。许多事情到了他手里总会推陈出新,取得杰出的成绩。
    比如他担任巡警厅厅丞的时候,经常走街串巷,了解京城市政状况,谋划设立公安消防布局,首创了北京警察的市政基础建设。在他担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期间修筑的津浦铁路,如今是我国运输事业最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之一,位于济南北面的黄河大桥是他亲临现场督建的,济南火车站的德式建筑至今还被保留着。他避居天津时出任濒临倒闭的山东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长、总经理,通过扩充资本、技术改造、加强管理、扩大生产等措施,使该矿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抚顺、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他在上海创建的中兴轮船公司是我国首家以民族资本兴办的远洋轮船公司,解放后,有9条轮船滞留于香港,经他号召而毅然起义,成为新中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基础力量……
      在他的诸多业绩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主要是对北京城区的改造和对北戴河海滨的开发。
      北京城区改造中最重大的工程,是正阳门。早在清末,朱启钤就有改造正阳门的打算。正阳门俗称“前门”,是明清两代内城的正门,地处京城正中,虽规模宏大,却因为四周店铺林立、街道狭窄而使交通受到严重阻碍。清朝末期,京汉、京奉两条铁路相继修到箭楼两侧,并分别建立车站,交通更受影响。
    1914年,担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由于在资金筹划上自有主张,没遇到什么困难便获得批准。1915年6月16日,由朱启钤主持的正阳门改造工程冒雨正式开工,他手持大总统颁发的特制银镐刨下了第一块城砖。这柄银镐重约30两,红木手柄上刻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此镐至今仍在朱家收藏。
    由于谋划得当,工程至当年年底便全部完工。此项工程规模宏大:拆除了正阳门瓮城的东西月墙,两侧开设新门;新筑两条宽20公尺的马路并开辟人行道;修建排水暗沟以防止夏季雨水聚积;全面翻修箭楼,现在正阳门箭楼中西合璧的独特建筑装饰风格,就是那时的成果。该工程打通了京城的东西中轴线,为今天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恐怕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
      此外,他还主持打通了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长街路口,设计建造了富有特色的拱形街门,成为东、西长安街上独特的景致。
      民国初立之时,大总统府设在中南海,朱启钤把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下层改建为“新华门”,拆除内侧的皇城墙,使大门直通西长安街,又在门内修建了大影壁,在路南建起一排西式风格的花墙。如今新华门已成为中国政府的象征。
      修缮开放天安门西侧的社稷坛,兴建北京的第一家公园———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是朱启钤又一造福后人的善举。他把改建正阳门时拆除天安门对面千步廊的木料用于公园建设,并亲自规划指挥,不仅节约了开支,还使旧料得到充分利用。他对园中的千年古柏尤为爱护,逐一登记造册,并安排妥善管理,这些古柏至今仍郁郁葱葱,成为公园中的著名景观。
      正是由于朱启钤在改造北京城区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因此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就改造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征求朱启钤的意见。他慎重地提出了几条建议:广场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特别予以保护,尤其天安门西侧的华表在庚子年间曾因战火受损,更要注意;广场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可能不要拆等等。他的建议基本都被采纳了。那“三座门”当时也没有拆,是后来为拓宽道路才予以迁移的。
      朱启钤的这处故居在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宅院的大门远高出胡同路面,左右2座石礅把门,颇有气势。院内建筑风格甚为特殊:一条长廊将东西8个院落分成两部分,又联合结为一体。这8个院落自成格局,屋外均有回廊环绕,用料考究,工艺精细。廊子西面的各进院子,主要是供居住的生活用房,都是由北侧的正房、西厢房及南面前一进院子的正房形成三面环绕之势,加上东面的廊子,形成独立的空间,既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又不等同于普通的四合院。廊子东面的房屋主要是厅房,较为高大,据说第三进院子还有地下室。
    刚解放时,政府误以为东堂子的房屋属于“敌产”,曾经予以没收。周总理知道后,决定支付房款,但朱启钤自愿将其捐给了国家,先是作为外交部的招待所,后来又成为职工宿舍。如今,院内居住着数十户人家,颇显杂乱,但仍可依稀看出当年的气魄。



    朱启钤———字桂辛,号蠖园,1871年生,贵州开阳人,曾担任过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内城巡警厅厅烝,外成巡警厅厅烝,东三省蒙古事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北段总办,在北洋政府中当过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
     
      提起梁思成,人们想到的恐怕都是他在建筑学上惊人的造诣,知道他父亲是近代文学大师——梁启超的已然不多。若是提及他所参加的中国最早研究建筑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建人:朱启钤,知者几人?

    朱启钤是个奇怪的人,说他奇怪,是因为他不仅在建筑学的学术方面有着过人的才能,也不只是因为他还是个实业家,最奇怪的是他还在政府里担任过大大小小的官职。

    一个人若是自诩有多种才能,通常就意味着他在那个方面都不甚精通。但朱启钤则不然,在建筑这一领域,他在北京主持改造了前门,打通了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等,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还修葺开放了社稷坛,兴建了北京第一家公园——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在北戴河,他兴利除弊,筑桥修路、发展交通、兴办教育、整修古迹,连西方的《邮报》也不得不称赞他“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做实业,他在任时修筑了津浦铁路、黄河大桥、济南火车站,创建了我国首家民族资本的远洋轮船公司——中兴,还将濒临倒闭的山东中兴煤矿一手拉到全国第三的位置。至于为官之道,别的不说,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这几个跨时代的高官要职就没有那个是仅仅风光于一时的。

    一代名家,所居之处亦是不同凡响,他在北京的故居坐落在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院内一条长廊将东西八个院落分为两个部分,又联合成一体,八个院落自成格局,屋外均有回廊环绕,用料考究,工艺精细。即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又不同于普通的四合院。这座院子也是历经磨难,在日寇统治北京期间,曾被日寇以10万元的低价强行买走,后来因国民党接收大员以为地下埋有珠宝而所有地板被撬开,直到新中国,才做了外交部招待所,后为职工宿舍。



    赵堂子胡同3号的朱启钤故居

    连接东西两侧八个院落的长廊

    (所有资料均来自陈光中先生所著的《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
  • peixin128 (2007-1-19 11:18:00)

    老北京的“红灯区” 
    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独独八大胡同闻名中外。因为当年,这里曾是烟叶花柳巷的代名词。 
    “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只不过当年,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

      老北京城的妓院分若干等级。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多是官妓。

    现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
    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扶着栏杆卖唱演绎而来的。以后“勾栏”成为妓院的别称。
    明清时期,当官的和有钱的饮宴时要妓女陪酒、奏乐、演唱,叫做“叫条子”,在妓女一方,则叫“出条子”。
    到了清末民初,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据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达117家,妓女有750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和“暗娼”。

      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而其它地区的妓院,大多数是“北班”。当时在京城做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因此,“八大胡同”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地界。

      “八大胡同”的档次也不尽相同,百顺胡同、陕西巷、胭脂胡同、韩家潭多为一等。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顾名思义,“清吟”以饮茶、谈棋说戏为主,并非只有皮肉生意。出入“清吟小班”的嫖客多为有权势的人,当然也有文人墨客。
    石头胡同的妓院多为二等,二等妓院也叫“茶室”。
    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以三等妓院居多。
    一、二等妓院的名字以“院”、“馆”、“阁”为主,三、四等妓院多以“室”、“班”、“楼”、“店”、“下处”命名。

      走进现在的“八大胡同”,从一些老屋老楼的建筑,你仍能体会到当年的风貌。

      百顺胡同最初曾设有太平会馆、晋太会馆。会馆后来改为民居,据说李文藻进京朝见乾隆皇帝时,曾在这条胡同住过。如今这条胡同的老房保存得相对完好,当年从胡同西口依次排列的妓院有潇湘馆、美锦院、新凤院、凤鸣院、鑫雅阁、莳花馆、兰香班、松竹馆、泉香班、群芳院、美凤院等。

      韩家潭,现今叫韩家胡同,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著名戏剧家李渔(字笠翁)曾在此居住。“四大徽班”进京后,三庆班曾设在韩家潭,老北京的梨园公会就设在36号院。这条胡同多为“南班”妓院,有名的有环采阁、金美楼、满春院、金凤楼、燕春楼、美仙院、庆元春等20多家。
      陕西巷当年的一等妓院有16家,其中清末名妓赛金花入主的怡香院最有名,现在这所妓院的房屋建筑和布局保存较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曾设在这条胡同里。

      胭脂胡同,过去叫胭脂巷,北连百顺胡同、南通珠市口西大街。胭脂胡同的一等妓院有10多家,其中莳花馆是一家三进带跨院的大四合院,几乎占了半条胡同。据李金龙先生考证,明朝时,这个大院叫苏家大院,有名的妓女苏三(玉堂春)曾在此居住。其正门几经变故,现在已是百顺胡同居委会。

      石头胡同,南口在西珠市口大街,北口在铁树斜街,清末曾设有望江会馆和龙岩会馆,是二等妓院的聚集区。这条胡同比较长,有24家二等妓院,有名的有茶华楼、三福班、四海班、贵喜院、桂音班、云良阁、金美客栈等。如今,几乎都成了民居。

      王广福斜街,现在叫棕树斜街,东连大、小李纱帽胡同,西接石头胡同,这条胡同的房屋较为破旧。
    从前,这里集中了三等妓院,有名的有久香茶室、聚千院、贵香院、双金下处、全乐下处、月来店下处等。李纱帽胡同,原来分为大李纱帽、小李纱帽两条胡同,现在已改为大力胡同和小力胡同。小李纱帽是“八大胡同”之一。这条胡同不大,总共有21个门牌号,但是在老北京,妓院就占了近20个院子。这里的妓院主要是三等,有名的有双凤楼、鑫美楼、永全院、天顺楼、泉生楼、连升店下处等。因这条胡同离一些戏园子和饭庄较近,所以也有几所二等妓院。
      朱家胡同,在早曾分为留守卫胡同和羊毛胡同,这条胡同有三等妓院20多家,有名的有怡春楼、陆生院、洪顺下处等。与朱家胡同相连的清风巷、清风夹道、朱茅胡同、燕家胡同、西羊茅胡同等,在老北京也是三等、四等妓院和土窑子的聚集地,不过没有“八大胡同”名气大。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红粉飘香的烟花柳巷早已成为历史遗迹,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八大胡同”老房太多,改造起来很困难,所以京城危房改造还没有涉足这里,所以在满街大兴土木的时候,它才能得以保留。
      斑斑点点的角落仍在老老实实泄露它的秘密,在这个晴朗的秋末的上午,阳光穿过那几百年仍挥之不去的烟尘,照亮了这些老房子。老屋不语,知道道不尽的,是沧桑。
  • peixin128 (2007-1-19 11:19:27)

    胡同名称的雅化
    从民国以来,北京胡同名的改订大约达到三百以上。其中还有许多没有经过当地人民承认的,如礼士胡同、寿比胡同、慕义胡同、福绥境等,在群众中还是按着以前的驴市胡同、臭皮胡同、马尾胡同、苦水井等去叫。
      首先是有关动物的地名被改了。这或许是人们对于动物的亲近感减少了,很多叫马圈、牛圈、羊圈、牛角、马尾、驴蹄等的地名,今天都变成了佳名。
     其一是带"尾巴"的胡同。羊尾胡同改成扬威胡同;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猪尾巴胡同改成寿逾百胡同或朱苇箔胡同;猴尾巴胡同改成侯位胡同;马尾胡同改成慕义胡同等等。
      其二是带"肉"的胡同。驴肉胡同改成礼路胡同;羊肉胡同改成洋溢胡同,熟肉胡同改成输入胡同;生肉胡同改成寿刘胡同;灌肠胡同改成官场胡同;驴市胡同改成礼士胡同;猪市胡同改成珠市胡同等等。
      其三是带"毛"、"皮"、"猪"、"粪"的胡同。 羊毛胡同改成杨茅胡同;猪毛胡同改成朱茅胡同;臭皮胡同改成受壁胡同;臭皮厂改成寿比胡同;牛蹄胡同改成留题胡同;母猪胡同改成梅竹胡同或墨竹胡同;粪厂大院改成奋章大院等。 其四是带"虫鸟鸡鱼"的胡同。鸡鸭市改为集雅士;鹰房胡同改为英房胡同,鸡爪胡同改为吉兆胡同;屎壳螂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蝎虎胡同改为协和胡同;蝎子庙改为协资庙;干鱼胡同改为甘雨胡同。再有是有关人体的胡同名被改了。嘴巴胡同改为醉葩胡同;胳膊胡同改为百寿胡同;大脚、小脚胡同改为达教、晓教胡同;心尖胡同改为新建胡同等。
      其次是带有人名的胡同名被改了。姚铸锅胡同改为尧治国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沙锅刘胡同改为沙锅琉璃胡同;豆腐陈胡同改为豆腐池胡同;汪太医胡同改为汪太乙胡同;宋姑娘胡同改为颂年胡同;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等。
      再次是有关服饰、器物的胡同名被改了。例如;裤子胡同改为库司胡同,又为库资胡同;裤腿胡同改为库堆胡同;烟袋胡同改为燕代胡同;荷包厂改为河泊厂;烟筒胡同改为源通或淹通胡同;轿子胡同改为教子胡同;汤锅胡同改为汤公胡同;锅腔胡同改为国强胡同或国祥胡同;罗圈胡同改为罗贤胡同等。
    从名称别致方面着眼改动的也较常见。如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干井胡同改为甘井胡同;井儿胡同改为警尔胡同;佟府胡同改为同福胡同;烧酒胡同改为韶九胡同;廊坊胡同改为良乡胡同;油炸鬼胡同改为有果胡同等。更名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是把认为下品的地名一个个地改为上品。
  • peixin128 (2007-1-19 11:20:53)

    为什么称为“胡同”
      北京老的街苞,民间俗称"胡同"。
      北京的胡同,绝大多数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横竖笔直的走向,从而构成了北京十分方正的城市。也表明了北京这座古城是经过充分规划,依照棋盘形的蓝图而建筑的。又由于住宅是座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组成胡同,所以东西向的胡同多,南北向的胡同少。而这种规划正是吸取历代帝都的建造经验,体现了我国历代建造城市的传承特色。
      "胡同",这两个字原是蒙古语的译音。《析津志》载称:"通本方言"。是一二六七年元代建大都沿袭下来,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
    所以,北京胡同是有久远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北京历史的面貌,是有丰富内容摘编肖多少胡同?《析津志》载,当年元大都只有二十九条"通"。到了明代除了大街外,原来三百八十四火巷也叫胡同了。明嘉靖《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内城有胡同九百多条,外城三百多条。光绪年间统计,内城有一千二百多条,外城六百多条。一九四六年统计,北京共有胡同三千零六十五条。
      北京许多胡同富有历史意义。作为元、明、清三代帝都的北京,如司礼监胡同、恭俭胡同(内宫监变音而来),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蜡库胡同、瓷器库胡同等等,都是历代内府太监的监、局、司、库,作各衙门所在地,显示了当时皇城的范围。
    从前众多的衙署也遗留下不少胡同地名,如东厂胡同是明代有名的锦衣卫所在地,是太监残害忠良的地方。
    南、北太常胡同,是以太常寺而取名。贡院胡同,为明清的考场,等等。
    许多权贵第宅所在地,也成了胡同名字,如李阁老胡同,《长安客话》说即李东阳的居住所在。武定侯胡同为永乐年间功臣郭英的住宅所在。汪家胡同原清雍正、乾隆时宠臣汪由敦的居住所在,等等。
    同时,手艺好的手工业者、买卖公道的商贩,也因居所被人叫熟,慢慢形成了胡同。如刘兰塑胡同、磨刀儿胡同、粉房刘胡同、豆腐陈胡同、砂锅刘胡同等。
    甚至一般老百姓名字也成了胡同的名称,如王老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等,据说这类以贫贱者命名的胡同大大超过权贵命名的胡同,这是北京胡同名称值得称道的地方。
  • 无氧呼吸 (2007-1-19 11:38:13)

    呵呵~~小时候特爱钻胡同玩儿......
  • peixin128 (2007-1-19 14:43:35)

    我爱北京这些胡同,有种浓浓的京味儿实足!
  • 蒙放 (2007-1-19 17:49:16)

    太经典了
  • peixin128 (2007-1-20 16:10:23)

    QUOTE:

    原帖由 蒙放 于 2007-1-19 17:49 发表
    太经典了
    那是……资料可珍贵啊!
  • EDISION (2007-1-21 10:20:20)

    真想去那里,看看!

    但不知道还有没有当年得感觉!
  • peixin128 (2007-1-23 17:12:37)

    真想过去看看,走走
  • peixin128 (2007-1-29 09:13:30)

    到北京不到北京的胡同看看,那您可太遗憾了。北京的胡

    同里蕴含着浓郁的平民气息,多彩的百姓风情,像陈年老酒,越品

    越有味儿。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有街、巷,称谓大体相同,某某街

    某某道,而只有北京叫“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一北京日益现代化现代化的时候

    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

    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

    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 本帖最后由 peixin128 于 2007-1-29 09:39 编辑 ]
  • peixin128 (2007-1-29 09:14:07)

    “胡同”之称由来已久。据专家考证,胡同二字源于蒙古语,意指“水井”。当年,有水井的地方为居民聚集之地。因此,胡同的本意应为居民聚集之地。还有一种说法:元建都北京后,将居民住房按片分开,由蒙古人分管,各片之间由通道分开。通道除供人们行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在发生火灾时作为隔离带。虽然有种种说法,但胡同的出现始于元代已为一共识。    13世纪初,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率兵占领金中都,烧毁了城内金朝的宫阙,使中都城变为一片废墟。之后新兴的元朝重建都城,称为大都。大都城分为50个居民区,称作坊,如福田坊、保大坊、金城坊等。坊与坊之间为平直而宽度不等的街巷胡同。全城街巷胡同总计有400余条。
       
        明灭元后,在元大都基础上重建都城,称为北京。北京城分为36坊,街巷胡同增至1100多条。清朝建都后,沿用北京旧城,改称京师。内城街巷胡同增至1400多条,加上外城600多条,共计2000余条。辛亥革命后,北京的街道胡同仍在不断的增加,至北京解放前夕,已3000多条胡同。
          
        北京解放后,城市建设迅猛发展,建立了许多新的居民区,街巷胡同最多时有6000多条。近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北京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而街巷胡同却越来越少。为了使“胡同”这一北京的古老文化现象延续下去,北京市政府将一些特色胡同确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这对保护古都风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peixin128 (2007-1-29 09:14:43)

    史家胡同51号四合院

        史家胡同51号四合院位于史家胡同51号。是章士钊解放后在北京的住宅。监狱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章士钊(1882-1973)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后,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教授,广东军政府秘书、国民党参议员、北平和平谈判时国民党代表等职。
        1949年9月他回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建国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73年衔有使命去香港,7月1日在香港病逝。此院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为章士钊一家解决的住房。是一所三进的四合院,大门1间,硬山合瓦清水脊,大门内有一影壁,倒座房6间,过厅3间,为硬山合瓦箍头脊顶。
        二进有走廊相通,正房3间前廊后厦,左右各有耳房1间,东西厢房各3间全部为筒瓦。正房内的装修尚保持原样,有一楼阁式书橱,带朝天栏杆,从西间里屋的楼梯可进入书橱。院内种植了许多花草树木,显得整齐、幽静。